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未来20年中国的地位将会不同

2020-05-11 09:44 来源:财经网

原标题: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未来20年中国的地位将会不同

随着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商在中国以外实现生产多元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中国的长期战略是将“价值链”从投资拉动型增长提升到消费拉动型增长,并增加服务业在总消费中的份额。新的皇冠流行病和更广泛的全球贸易政策辩论只是加速了已经出现的趋势。

随着新皇冠疫情的爆发,全球产量和贸易量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全球政策制定者开始应对疫情的后果。然而,在“后流行病时代”,全球经济活动、供应链分配逻辑和国际社会秩序都发生了变化,“反全球化”趋势再次出现。

全球经济计划按下重启按钮,但仍有许多挑战。为此,记者《国际金融报》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请他解释全球贸易前景,如何打破贸易限制,调整供应链多样化,以及中国在“后流行病时代”全球化前景中的作用。

《国际金融报》:世贸组织在最新的贸易展望中预测,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大幅下降,超过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下降。新的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影响与之前的危机有何不同?

罗伯特库普曼:这场危机与之前的危机非常不同。上一次危机是由对金融部门的影响造成的,金融部门减少了全球流动性,随后通过金融市场影响了实体经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由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减少了资金供应,使得企业难以获得融资,限制了其提供所需信贷的能力,从而影响了一些企业的信誉。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在大流行期间不能工作或外出购买商品和服务。供需对生产和消费有直接影响。这些直接影响远远大于金融危机期间的影响。其机制对经济活动有更直接的影响。当前的卫生政策也限制了政府采取政策扭转负面影响的能力。

在金融危机期间,每个人都花了一些时间来了解这些信贷问题的原因和程度。在许多国家,政策反应也是缓慢和不确定的。在这场危机中,影响的根本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新皇冠疫情和卫生政策)。各国政府正在采取积极而迅速的行动,但这一公共卫生问题仍有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得到解决之前,政府政策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

《国际金融报》:一些政府对贸易实施了限制,尤其是在重要的医疗用品或食品方面。如何确保重要医疗用品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正常跨境流通,避免不必要的贸易中断?

罗伯特库普曼:政府将采取“紧急”限制政策来应对短期的紧急需求。它应确保这些政策仅在必要的时间内得到执行,政府对其使用的政策保持透明,以便企业和其他政府能够理解这些政策,从而帮助限制“紧急”政策对贸易中断的影响。

同时,政府需要评估政策的长期效率和有效性,以确保经济成本足够。政策制定应侧重于降低贸易商品的成本,与人口流动有关的政策,如审查关税和监管壁垒,应在最少干扰的情况下,以允许人员和货物安全有效流动的方式制定。这些措施中的大多数可能涉及一些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在大流行病中平衡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要求。

《国际金融报》:新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什么损害?重新调整供应链有什么风险?调整供应链的多样化有哪些挑战?

罗伯特库普曼:许多供应链中断已经发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于健康隔离措施,关键零部件和最终产品停产。第二个主要供应链影响是民用航空旅行的减少,这导致航空货运能力下降,限制或延迟已经生产的货物的跨境运输,并降低货物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的能力。

一些企业越来越重视供应链风险的多样化,以确保他们不会过于依赖特定零部件或最终产品的唯一来源。然而,它们的供应链总是会受到国内的干扰,无论是自然灾害如飓风,还是商业事故如工业火灾或与健康有关的流行病。

因此,企业和政府需要权衡供应链风险和大规模、集中但廉价的供应来源的生产成本效率。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权衡利弊,但专业化和比较优势的经济原则仍有参考价值。

《国际金融报》:一些分析师认为,由于新的皇冠流行病,一些公司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行动将会加快。你认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会消失吗?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可能的供应链转移和危机?

罗伯特库普曼: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商在中国之外实现了生产多元化。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自然反映。经济增长导致工资增长,纯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下降。中国的长期战略是将“价值链”从投资拉动型增长提升到消费拉动型增长,并增加服务业在总消费中的份额。因此,不管大流行危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推动中国乃至全球供应链转型的因素。从现在到20年后,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与现在大不相同。新的皇冠流行病和更广泛的全球贸易政策辩论只是加速了已经出现的趋势。

《国际金融报》:大流行结束后,如何重振国际贸易?全球贸易的未来前景如何?

罗伯特库普曼:我们已经看到了大流行前全球化的重组。这种流行病的后果只会加速这一进程。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可能无法与1980年代至2000年代初全球一体化的高峰时期相提并论,当时多边、区域和单边自由化加速,中国、印度以及以前实行计划经济的中欧和东欧经济体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自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增长一直异常疲软,而这种疲软更多是由于经济增长疲软,特别是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疲软。如果大流行后复苏迅速,全球经济基础稳固,那么贸易增长率预计将介于2000年代初的快速增长和近年来异常缓慢的增长之间。贸易流动的全球调整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现实。

作者:记者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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